新绛老母墓杂剧砖雕考述

张才明

(资料图)

中华戏曲1997-04-15

山西省新绛县古交乡中苏村1974年秋天因浇地时土地下陷，发现古墓一座，墓室中挖出一批砖雕，其中有戏曲砖雕数块。墓葬发现地系笔者家乡，1990年之后，笔者为此多次返乡调查了解墓葬及砖雕情况。惜当时未加以保护，基葬在发掘时已遭毁坏，大部分戏曲砖雕也在掘出后由于人为原因而毁坏。经找寻仅寻得戏曲砖雕一块。现将墓葬形状及残存戏曲砖雕之价值考述如下。

一 墓葬的位置及形状

墓葬发现地中苏村位于新绛县城正西五公里，东距侯马市15公里，西距稷山县16公里，侯西铁路、晋韩公路穿村而过，新(绛)闻(喜)路在村南发端，交通极为方便。村庄南北较为平旷，中间为河谷，大部分房屋依势建在谷中古水溪旁。从文字记载和相关建筑物形状分析，村庄属于新绛县历史较为悠久的村镇之一。

村北1公里处有一块百余亩的土地，人们称之为“老母地”。村民相传，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逃难到这里。老母亲领儿女在此居住下来，老父亲执意只身西去，村庄缘老母而起。老母亲死后，儿孙们将她埋葬在村北的这块土地里，村人相沿称之为“老母地”。老母地平坦肥沃，东、西、南三面为雨水冲刷的沟渠，可谓三面临水，被风水先生视为宝地，然地中坟墓极少，与相邻土地形成较大反差。

1974年秋季，在农田水利化建设过程中，第二生产队在这块土地北端打深井一眼，将这块千百年来靠雨水种植的土地变为人

工水浇地。第一次浇地，地中部偏东位置发生下陷漏水，打开后发现有砖砌墓葬一座。因墓葬形式与其它后世墓葬大不相同，引起人们注意，墓葬被保留一段时间供人们参观。后因建筑深井房需砖块，才开始发掘，掘出砖块全部用在井房建筑上。

据当年参加挖掘的张树森、张文彬、陈福财、张有祥等人回忆，老母墓整体呈上圆下方之势。墓下方为正方形，边长约计3米左右，墓高1米多，后以攒尖叠涩呈穹窿顶形状。整墓约高3米，墓顶留一尺左右圆形“气眼”一个，上以一面铜镜覆盖(此镜当时就当作废铜出售给供销社)。

墓室为卧室式结构，南壁下为葬床，葬床用砖砌成，床两旁有彩绘木制栏杆。葬床上无棺椁，床上仰躺一人。墓门在东壁，砖砌券顶，上雕云纹图案。北西两壁下部砌成须弥座，须弥座束腰部各嵌金顶大力士4个，花卉砖雕6块，须弥座上有斜菱形窗格雕饰。

戏曲砖雕在南壁葬床上部，为30×30厘米方砖，戏曲砖雕数目诸说不一，大致为6块。据张树森老人回忆，砖雕中1块为一穿红袍人物，戴幞头，一手持扇子，一手拿铜镜。按描述颇似宋元杂剧之“引戏”角色。其余戏曲砖雕之人物有奏乐、有演出，有的一块一人、有的一块两人。根据墓葬的形状及所葬人数一人，村民们认定此墓为埋葬老母之墓，故称“老母墓”。

老母墓发掘后，基砖全部用在深井机房建筑上。其中北、西壁须弥座被原样砌在井房前壁大门东西两侧，基门云纹砌在大门之上。至今基本完好，只有窗棂砖雕和戏曲砖雕因以方砌制成，故被铺做井房内地板。施工时，因人物雕刻凸凹不平，被一律削平。同时因这些砖雕属冥葬之物，村民不收藏，致使大部分人物砖雕惨遭厄运。只有其中一块因边缘破损，无法铺地，被人们贴在东侧房间的门墙上。

1992年，笔者回乡，井房已废弃多年。仅存戏曲砖雕人物脸部严重破损，摇摇欲坠，取下后保存至今。

二墓葬之时代分析

老母墓在发掘时没有发现碑文及其它文字资料，亦无陪葬文物可佐证其时代，其中一枚铜镜在发掘后已出售无法找寻。墓葬之时代只能依据墓葬结构、砖雕技法、人物造型诸方面比照其它墓葬推测分析。

山西晋南地区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亦是古代文物相对集中的地区。近年来，本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金元时代墓葬，仅新绛一县就有南范庄、吴岭庄、寨里村等金元墓葬；与之相邻的侯马、稷山、闻喜、襄汾等县市也有发现。根据本地区同类墓葬多为金元时代之特征，老母墓之时代疑亦为同一时期。

(一)  从墓葬形制上分析

从晋南地区金墓建筑形状分析，存在由简到繁，由室内到室外的倾向。时代较早的稷山金墓基本呈室内结构，墓室下部呈正

方形或长方形，上部基本为圆型，尸床在室内。时代较晚的侯马金代董氏墓，其建筑呈现出一种华丽堂皇之势，墓室四壁由四座房屋的外檐建筑构成前厅、后堂、左右厢房式的四合院，四壁基部为结构复杂的束腰须弥座，中部周砌雕花格子门，上部砌出重檐屋顶形状。老母墓在建筑形状上上圆下方，葬床砌在室内，与稷山金墓相似，雕饰上又简于稷山金墓，当为金代早期墓葬。

(二) 从雕饰技术分析

廖奔同志在分析元墓与金基的区别时认为：“元墓与金墓比较，则出现工艺技术与建筑艺术上的大倒退，墓室结构由精密复杂又变为粗糙简单，雕刻、壁画也较为粗疏，戏曲装饰亦成为滥制品2)。”从现存老母墓须弥座、云纹及残存戏曲砖雕看，其雕刻工艺极为精细，除云纹砖雕外，其余砖雕明显有范式制作痕迹，当排除元墓之疑。

雕饰布局除方向不一致外，须弥座之建筑方式与襄汾曲里村雕墓类似[3。老母墓的时代似可断为金代。

(三)  从人物造型分析

近年来，新绛县南范庄金墓、吴岭庄元墓、寨里村元墓陆续出土一批乐舞、杂剧砖雕，其人物脸部表情丰富，动作略显夸张，而工艺略为粗拙，尤其是服饰方面线条粗疏稀少。老母墓仅存的杂剧砖雕，除脸部损坏严重，表情无法认析外，其动作无论击琴还是拍板，都极为细腻逼真。其服饰线条流畅，与河南温县宋散乐砖雕人物服饰线条近似，人物所戴幞头，两脚下垂成牛角状，与温县宋乐舞砖雕右一人类似。

从以上墓葬形状、砖雕工艺、人物造型诸方面分析，结合传说中老母墓之形成过程，老母墓的时代似可定为金代早期。

三砖雕乐器考辨

老母墓仅存的这块戏曲砖雕，为长30厘米、宽30厘米、厚4厘米之方型砖雕，砖左边缘残破，所雕人物除脸部严重破损外，其余部分保存完好。此砖雕刻二人奏乐，左方一人侧身弓背站立，身前置右高左低琴几，琴几上放置一古琴。此人右手握一细棍作敲击状，左手置琴端作抚弦状。右一人正面站立，双手怀抱拍板，戴垂脚幞头，着宽袖长袍，束腰，束带从腰前垂下，束带中间部分有菱形饰物，身后垂飘带两条。从其体型、服饰及残存发型分析，二人均为女性。

据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乐器”章分析，宋金杂剧配乐主要以鼓吹乐为主，其乐器主要有大鼓、杖鼓、小铜锣、铜铍、板鼓、拍板、笛、筚巢等。廖奔同志《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一书《宋元杂剧乐队配器统计表》依据各地戏曲文物将宋金杂剧乐器分为革属、竹属、木属、丝属、金属与其它6大类，计有大鼓、杖鼓、板鼓、笛、箫、排箫、拍板、琴、琵琶、方响、杖、甩子12种。

老母墓砖雕右方站立者所持拍板在诸多资料中均见。而左站者所敲击之琴，却在宋元杂剧诸文物中没有发现。

敲击之弦索乐器在古代乐器中较为常见的有扬琴与筑两种。扬琴至明初始由沿海逐渐传至我国内地，且演奏方式为双键敲击类，显然与本砖雕之乐器不符。筑为我国战国时代较为流传的乐器，《战国策·燕策》载：“既徂，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汉时筑仍流行，《史记·五宗世家》载常山王太子勃曾“饮酒博戏击筑，与女载驰环城过市”。至《宋书》中仍有击筑之记载。至于筑的形状，诸多文献记载不一。《说文》:“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声。”《淮南子·泰族训》“高渐离宋意击筑”条下注：“筑，曲二十一弦也。”《史记·高祖本记》集解引韦昭说：“筑，古乐、有弦，击之不鼓。”《汉书

·高帝记》注引应劭说：“筑，状似瑟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乐器》载：“筑，形如颂琴，施十三弦，顶细、肩圆，品声按柱；鼓法，以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辞海》释“筑”条下注：“古击弦乐器，形似筝，项细而肩圆，有十三弦，弦下设柱，演奏时，左手按弦一端，右手执竹尺击弦发音。”

从以上记载看，筑的演奏方法“以左手按弦，右手执竹尺击之",与本砖雕左一人演奏方式相同。但筑之形状综上记载有似瑟、似颂琴、似筝诸种，判断此砖雕之乐器是否为筑，须考查瑟、颂琴、筝等乐器的基本形式，从而推断筑之形状。

《汉语大词典》释“瑟"条下注：“瑟，形似古琴，但无徽位，有五十弦、二十五弦、十五弦等种(9)。”释“颂琴”条下注：“颂琴，古琴名。琴瑟必伴以歌诗，诗有《雅》、《颂》,故称。《左传·襄公二年》:‘初，穆姜使择美横，以此为榇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杜预注：‘颂琴，琴名，犹言雅琴。’孔颖达疏：‘琴瑟必以伴诗，诗有《雅》、《颂》,故以颂琴名，犹如言雅琴也’(0。”释“筝”条下注：“筝，拨弦乐器，形似瑟，传为秦时蒙恬所作[。”

以上释瑟、颂瑟、筝诸种乐器形状都与古琴形状类似，筑亦与古琴形状类似。查古琴之形状，呈长方形，身部略有变化，筑亦然。

老母墓杂剧砖雕之琴，长11厘米，厚约1.5厘米，宽度无法测定。琴从正面观基本为长方形，靠人物身体一侧，依琴弦长度变化呈逐步收缩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侧变化之梯形状。琴中部翘起，边缘刻线条流畅之装饰图案。琴两端弯曲着琴几，弯曲处呈浑圆形。琴上弦数当在五弦以上，似应为十三弦，与文献记载筑之形状基本吻合，故此乐器当为筑。

《汉语大词典》释“筑”条下引长沙马王堆墓出土汉筑复制图，其筑头宽尾细，中部弯曲，形似鲇鱼。与本乐器大不相同，考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南北方制作材料不同所致。南方以竹制之，故形状为狭长弯曲形；北方以木制，故呈长方变化状；二是由于时代变化，乐器亦发生演变所致，时代不同，形状各异。较以上二因，后一说较为充分。

据以上辨析，我认为老母墓杂剧砖雕中之乐器为其它宋元戏曲文物资料中尚无发现之筑，其形状当为宋金时流行之样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绛老母墓戏曲砖雕，为金初杂剧乐舞砖雕，所刻伴奏乐器为拍板和筑。

老母墓在挖掘时未加保护，大多数戏曲砖雕损坏，使我们无从认识其它砖雕及整个墓葬之价值，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然仅存之砖雕弥补了宋金杂剧乐器配器中的一项空白，也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老母墓砖雕在宋元戏曲史上，同时在中国音乐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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